梁展 | 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与大同世界的构想（上）
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与大同世界的构想
——围绕康有为《大同书》的文明论知识谱系
梁 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一 、文明话语与民族学的诞生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催生了有关“文明”（Civilization）话语实践及其理性化、结晶化的知识——“文明”的概念或观念，它一方面把这一观念产生的西方“过去”和“现在”，视为西方文明形态的不断提升或“进步”的过程；另一方面将伊斯兰、儒家、非洲和美洲大陆的文明视为其对立面——“野蛮”，并且根据特定的标准，在“文明”与“野蛮”之间设定了一系列的等级。[1] 从19世纪以来，经过全球范围内的商业贸易、殖民战争和政治对抗的历史，“文明的标准”（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成为西方过去处理其殖民地事物、而今进行国际间交往时所依据的重要法律尺度。[2] “文明”成为19世纪以来渐渐成为世界历史的编纂原则（文明史[3]），并被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的“可识性”（intelligiblité）标志，这使“文明”或“文明化”转变为一个超越各民族传统和现实之上的律令，从而使其在国家间交往与民族-国家的政治实践中转变成了一种排他性的和压迫性的知识体系。因此，要去除“文明”与启蒙时代的“进步观念”二者结合所带来的殖民性，就须重新审视其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系谱学，从而打破“文明”所涵带的历史必然性。“文明”不是一个简单的“哲学概念”，而是同“启蒙”一起出现的、在福柯意义上的话语“事件” (les événements) 。根据福柯的理解，“事件”并非是历史学家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样，即不是受历史必然性和连续性支配的一环，相反，“事件”的独特性所指示的是历史的“偶然”和“断裂”。[4] 实际上，与政治事件一样，“文明”的话语只是围绕“文明”所发生的系列（话语）事件当中的一个，问题在于“建立和描述被我们称之为这一系话语事件之间，即在话语事件与经济体系、政治场域和制度层面所发生的事件之间的种种关系。”简而言之，问题在于理清“文明”的话语“在被人们言说的当时所发挥的功用”[5]。
“年鉴派”史学家吕西安·费伏尔（Lucien Febvre, 1878-1956）在1929年曾经详细考察了“文明”这一词语及其观念的历史。我们感兴趣的是并非“文明”这个词语在文献学意义上的出处[6]，因为无论是语言史还是概念史的探索并不太有助于我们揭示“文明”话语实践与其它“事件”之间存在的种种关联。[7] 实际上，“文明”的话语实践从属于多个复杂的网络和层面：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制度的等等。这位卓越的历史学家以这样的方式来描绘“文明”的观念所产生的时代：
“文明”生逢其时。我想说，它诞生于《百科全书》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之后，它从1752年开始编纂，直到1772取得成功之后……。它诞生于《论风俗》出版之后，这本书在1757年初版时就在欧洲的知识界销售出了7000余册，它借助于人类主要的行为模式之一——综合方法——的最初努力，将政治的、宗教的、社会的、文学和艺术的内容纳入并整合到历史当中。它诞生于建立在培根、笛卡尔、牛顿和洛克四架马车基础之上的哲学开始结出果实之后，达朗贝在《百科全书》的前言中把他们看作是现时代的最终征服和真正的加冕。它尤其诞生在“百科全书派”的全部人等开始发展出了一种在方法和进路上讲求理性的和实验的科学之时，后者以漠视《圣经》的布封为榜样，致力于对自然的征服；或者跟随孟德斯鸠的步伐，将人类社会及其无限的真理化约为一个个范畴。人们有理由这样说，“文明的灵感来源于一种新的自然哲学和人的哲学”。尽管有些超前，但人们还是有理由这样补充道：“其自然哲学就是进化；其人的哲学就是完善。”[8]
费伏尔把“文明”观念的产生置于18世纪中期新的科学原则崛起之时。面对启蒙运动前期那种热衷于抽象理念的知识风格，建立在“理性”和“经验”上的新的科学，开始大量吸取来自天文、化学、地理、农业、制造以及政治、宗教、社会、文学和艺术等等方面“事实”，并从中归纳出各个门类的理性知识，《百科全书》可以称得上是人类在1750年以来所能认识的一切事实的总汇，包含尚未为欧洲人所了解的那些欧洲以外的广袤的大陆。“大量文献的编纂甚至吸呐了近百年来那些伟大的博学之士们的著作，探索无以数计的旅行记，这些旅行记所计述的范围远至彼岸的远东、美洲和不久之后就会到达的大洋，它扩大了已经文明化了的白人的知识视野。” “文明”出现之时，新的科学原则已经改变了18世纪的旧观念，既然上帝的形象已经渐趋模糊，人们就只能眼见为实。对事实的关心，费伏尔说，在接近18世纪末之时，渐渐成为自然史和人类史学家的共同取向。一种关于“事实”的科学，代替了曾经沉迷于形而上学的“哲学”。“18世纪，在政治和宪法层面上，是一个著述的世纪；在经济和社会科学层面，是一个统计学滥觞和数字的世纪；在技术层面，是一个调查的世纪”，费伏尔说，“无论是在理论还是在实践层面，没有哪个问题不会动辄激发大量的书籍、论述和微观的调查报告的撰写，它们要么是出自独立的个人、学术团体，要么是出自王官，而这些问题包括：人口、工资、生活资料、价格问题等等一切最早出现的哪些有学识的农者和推进现代制造业的人士所付出的努力。” [9]
如何理解理性和经验科学在18世纪末期的兴起？如何理解与此同时或者在此之后产生的文明话语实践？史学家似乎只满足于对事实的描述，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只是从一个具有“同一性”的理性观念出发将科学视为理性发展的阶段，反过来说，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只不过是同一个理性分化的结果。[10] 因此，近代理性和实验科学通常被视为同一个理性在欧洲地域上的逻辑的、线型的发展，于是，科学被尊为理性的最新发展阶段，标志着人类精神和社会的进步。然而，这种建立在数学明晰性上的笛卡尔理性主义于20世纪50-80年代遭到一批法国科学史研究者们的挑战。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1884-1962）指斥其为“粗浅的哲学”[11]，认为在各个知识领域中均存在着不同的“理性”，比如“机械理性”、“电子理性”等。[12] 深受巴什拉影响的康吉扬（Georges Canguilhem，1904-1995）提出了一种“新理性主义”，认为理性并非先天地存在于事物和人的
人口、工资、生活资料和产品价格等等，“发现”和瞩目于这些新的经验和社会事实，并试图以理性的形式将其制度化和规范化，而这一理性已经并不来自于中世纪的“神示”和启蒙哲学所揭橥的“超验的事实”，而是一种以国家本身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新的理性形式——“国家理性”(raison d’Etat)。自1978年起，福柯在其一系列法兰西学院讲演中，注意到自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在治国术方面出现的一种新的理性形式：它不同于中世纪强调君主的智慧、正义以及敬神等等私人的德行，及其行事的谨慎和自审，新的治国理性的原则和应用领域在于国家的功能，即“国家的理性化治理”。主权不再主要体现为对臣民身体的规训，而逐渐突出其“治理”的权力，“治理即对诸事物的支配权力，以趋使其符合有益的目标”，这里的“诸事物”不再在马基亚维里意义上的“臣民”和“领土”，而是与治理活动相关的一切人和事物所构成的复杂整体，这不仅包括人们之间的关系和纽带，其财富、资源、生活资料、国土及其特性、气候、干燥与湿润和肥沃与贫瘠状况等等；还包括与人们相关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以及人们所面临的意外和不幸如饥馑、瘟疫和死亡等等。[14] 因此，治理性是由一系列制度、程序、分析、反思、计算和和策略这些使权力（pouvoir）的特殊和复杂的形式构成的整体，其主要的目标在于人口，其主要的知识形式是政治经济学、其基本的技术工具是安全措施。[15] 在福柯看来，国家理性基于两大政治知识和政治技术整体：其一是外交-军事技术，它凭借国家之间的结盟和自身的军事力量来维护欧洲国家间的平衡，以对外增强自身的国力；其二是促使社会开化或走向文明（la police）的技术。居于两种知识-技术之间的是商业和国家间的金融流通，其最终目标在于增加国家人口、劳动力、生产和出口以及建设一支实力强大和数量可观的军队。“police”并非今天人们所理解的狭义的警察制度，而是指“为增强国家内部力量所采取的一系列必要手段的整体。”[16] 根据福柯的考察，从15世纪以来，“police”先后有三层意思，（1）由政治权威治理的共同体形式；（2）直接驱使共同体服从于公共权威一系列行为；（3）一种善治所带来的积极的结果，即所谓开化或文明。到了17世纪，“police”则拥有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它指“一系列增强国家实力同时又能保持良好国内秩序的措施”，换言之，此时，“police”成为能够在国内秩序与国力增强之间建立一种灵活、稳定和可控关系的计算和技术。[17] 在此意义上，“开化”几乎等同于良好的政治治理本身，其目的在于“对人们的行为进行控制及其为此所负的责任，而人们的行为又构成了促使国家力量发展的一个不同的因素。”[18] “开化”的具体任务在于以人们进行教育和培训，使人们的活动和职业被纳入了国家及其力量的增长之中，因此，它所面对不是个体的人，不是对人身的规训，而是作为群体的人们，即人口。人口数量的增加、人口的生命、健康及其交往行为是“开化举措”所关注的问题，总之，“开化”所治理的是一切与他人共存的形式，人们一起生活、生产，每一个人都需要一定的食物和空气以维持生命；人们从事着不同的职业，他们之间存在着种种交往，尽管“开化”服务于国家的实践，但其关注的最终在于人的社会性。[19]
人口问题诞生于18世纪中期为了应对种种疾病、风险和危机而采取的一系列“安全举措”当中。例如，为了消灭瘟疫和救济饥荒，人们需要借助于统计学的手段广泛地了解民数、出生率、死亡率、生命周期、死亡原因等等知识，以便对人口数量的变化实施干预和调节。那个时代的人们普遍认识到，人口的数量和质量是国家力量强弱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它是主权力量的重要特征，于是人口开始呈现出一种积极的价值。然而，福柯提醒我们，到了17世纪，人口不再是一个主权力量的标志性特征，而是国家或主权发展的动力之源，成为促使国家力量得以增长的一切其它因素的前提条件。它不仅能够为农业生产提供足够的劳动力，为制造业提供充足的工人，而且还能为军队提供充足的兵源，按照重商主义的观点，它最终能够降低产品的价格，增强国家的商业竞争力。“人口是财富的源泉和生产力，对人口实施规训式的监管是重商主义思想、方案和政治实践的组成部分。”[20] 在重商主义者眼中，人口依然被视为屈从于主权的臣民，主权者可以通过规则、法律和政令，简单地说，可以凭借自己的意志对人口进行干预，而重农主义则把人口问题视为一个复杂的自然过程，不能直接由法律-政治方式来干预，而需要一种复杂的政治技术加以经营和治理。人口变化过程的“自然性”表现在：（1）人口并非初级资料，而是随气候、物质环境而变化的自然因素，商业、贸易等经济因素，以及长子继承权、生育权等等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因素变化的一个变量；（2）人口是由不同的个体构成，其行为方式不可能被准确地预料，对人口的控制必须考虑人类的自然欲望和利益；（3）人口的变化还会受制于灾难、机遇、个人行为以及种种复合原因的影响。[21] 18世纪农业产量和金钱数量的增加，人口的膨胀使“治理”突破旧有的政治和法律框架成为新的政治实践方式[22]；反过来，人口成了“治理”的最终目标，“治理”的实践致力于“改善人口的命运、增加其财富、寿命、改善其健康状况”，采取种种技术措施来刺激人口的增长，促进人口的流动。[23] 随着人口问题的出现，人们不再按照身份、地域、财产、责任和官职来划分人类（le genre humaine），而是把人视为大自然生命序列中的一环，视为一个物种即人种（l’espèce humaine），由此，人成为了林奈（Carl Linnaeus，1707-1778）生物分类学的一个种类和布封（George Louis de Buffon，1707-1788)自然史研究的对象；同时，人口又是“公共事物”，是舆论、行为方式、风俗习惯、偏见和种种要求等等诸多方面的集合，因此，福柯说，“从人种到公共事物；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现实的完整领域，它是适合于权力机制的因素，人们必须在这个领域之内，针对这一领域展开行动。”由此,“人口催生了与此相关的一系列法律、政治和技术问题”，“人口问题出现在这一系列的知识领域当中”。[24] 简而言之，人口问题使经济理论开始关注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有产者和无产者、创造利润者和享受利润者，于是经济学由对财富的分析转变为政治经济学；自然史研究开始关注地环境与物种之间的关系，从而转变为生物学；语言学则由以言语的主体为中心的普遍语法研究转变为考察不同国家的人口与其语言之间的关系，这促使其转身了语文学。总之，人口问题作为一个操控者（operateur）颠覆了所有的知识体系，并将知识引向有关生命、劳动和语言的科学。[25]
上述知识体系的转变均起因于空间因素的介入，即人口与地理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18世纪末期诞生的民族学（ethnologie）研究的对象。15世纪末期随着西方的“地理大发现”以来，商人、旅行家、传教士们留下了许许多多有关美洲和东方的见闻录和旅行笔记，但直到18世纪中期才诞生了以描述世界上各个不同民族的道德、风俗的“人种志”或“民族志”（ethnographie），首先提出这一学科理念的德人葛哈德·弗里德里希·缪勒（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1703-1783）本身就是一位历史学家和探险者。从1733年至1743年，缪勒参加了由时为俄罗斯帝国海军一名舰长的丹麦人白令（Vitus Jonassen Bering，1681-1741）领导的“第二次堪察加探险”，又称“大北方探险”。受命于沙皇彼德一世的这次探险活动，其主要的目的在于打通俄罗斯通向太平洋和日本的海道，在此次探险中，缪勒通过历史资料的阅读，发现白令并非首先（1730）发现白令海峡之人。在西伯利亚地区的这次科学旅行，使缪勒产生了“对世界上所有民族进行全面描述”、并在“对一个民族有意搜集的材料基础之上建立一门新科学”的计划，在他看来，“民族志”应当成为历史学的一个新的成员，它将为后世的人们所享用。“民族志”不但在世界上现存的各个民族之间展开比较，而且还要将这些现存的民族同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做比较。缪勒的“民族志”构想受到了在美洲法国殖民地的耶稣会传教士拉斐陶(Joseph François Lafitau,1681-1746)《美洲野人风俗与原始风俗的比较》[26]的影响，不过与其相比，缪勒更倾向于现存民族之间的比较。[27] 直正把“民族志”放置在一种线型的历史时间当中，并试图对各个民族的历史进行规范的学科[28]——“民族学”或“民族志”（ethnologie）的诞生则要等到1780年代了。
1783年，匈牙利人科勒尔（Adam František Kollár，1718–1783）在其拉丁文著作当中，首先提出了民族学（ethnologia）的理念，即它是有关“民族和人民的科学，或者是博学之士的研究，他们借此探索诸多民族的起源、语言、风俗和制度，最终深入到这些民族的发源地和祖先，以便能够更好地在它们自身的历史中对一个民族和人民进行评判。”[29]科勒尔是一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他精
通土耳其语、波斯语及多种古典语言，这有利于他能够深入到一个民族的内部去理解其民族特征，在他看来，民族学的目标是在自身的历史中“评判”（judicium）一个民族和人民，这一表述说明：（1）民族学为种族志的知识形式增添了价值评判的功能；（2）民族学已经不再满足于种族志的共时比较方式，而更注重历时的比较；同时，也应当指出（3）在科勒尔这里，民族学借以实施价值评判的标准来自一个民族和人民自身的历史，而非来自外部或异族。四年之后（1787），瑞士人沙旺（Alexandre César Chavannes ,1731 - 1800) 将民族学视为历史，准确地说，民族学“是各民族走向文明的历史”。[30] 在他看来，民族学作为思想教育的一部分，其任务在于使人们了解（1）人类物种在各个不同的社会体，如共同体、民族、相互分离的国家中的分布状况，各民族的特征性如精神、风俗、趣味、制度等等，以及她们各自所处的“文明等级”；（2）所有的人类都起源于东方这片原本就是“文明”的地域，解释东方如何由古代的文明状态堕落到今天的野蛮状态的原因；（3）人类的原始社会形态，如捕鱼、狩猎方式的形成；（4）基于生存的需要，人类结成家庭这一原始的共同体；（5）不完美的社会最初借助于农业的生产方式一步步走向文明的各个阶段；（6）生产活动带来最初的财富、它成为国家财富的来源，以及财富的商业、航海、海军和战争，这些因素加速了国家迈向文明的步伐；（7）由此形成的法律（民法、刑法和国际法）、政治制度，它们有利于国力的增强；最后是（8）艺术和科学的繁荣。[31] 沙旺所列举的上述内容显然是他所认为的文明等级序列，后者是基于欧洲特殊社会历史语境一套文明的进步层级。如果说科勒尔的“民族志”所持的价值标准来自于各个民族自身的历史，那么沙旺则将单一的或西方的文明标准加以普遍化。后者认定存在着“多重的文明等级”，它赋予不同的民族以明显的差异，一些民族自始至终都处于野蛮的状态，另一些民族则脱离了野蛮状态，进步于文明，还有一些民族会进到更高的文明等级，但其中的大多数重新堕落到一种近乎野蛮甚至是更恶劣的状态，其中的原因有待于探索。”[32] 沙旺把民族学的知识形式纳入到了文明的话语实践当中，结果使得后者所具有的价值评判功能被传递给了民族学，因此，18世纪以来形成的“文明标准”实质上民族学的标准。“对我们来说，文明意味着观察者眼中特定人群的集体生活所拥有的一系列特征总体：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道德生活，为何不以社会生活来代替这些恶意的表述方式呢？因此，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种族志’概念。”[33]
1836年，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文明》一文中，提出“现时代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突出的文明时代”，所谓严格意义上的“文明”，是指“粗鲁和野蛮的反面”，“无论被我们称之为野蛮生活的特征如何，其反面，或者说当社会抛弃这些东西的同时它所具有的品质，构成了文明。”与野蛮的生活状态相反，拥有众多的人口、固定的居住地；拥有农业的果实、商业和制造业；能够为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拥有能够保护个人安全的法制和正义，这些“文明的成分”“存在于现代的欧洲，尤其是在大英帝国，其突出的程度、其迅速进步的状态，远远超出了任何其它的地方和时代。”[34] 在穆勒看来，合作的能力，或者说社会政治组织能力被视为一个民族文明的标志。[35] 简而言之，一个民族和国家的治理能力是文明的核心，在19世纪末期至20世界的国际法理论中，这变成了对一个国家的政治要求，对此，Gerrit W. Gong总结道：“‘文明’国家作为一套有组织的政治官僚体系而存在，它能够有效地维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并拥有一定的组织防卫能力。”[36] 文明的话语实践生成了民族志和民族学的知识形式；反过来，民族学和民族学承担起了西方文明的使命。
二、政治地理学与体质人类学
随着18世纪“国家理性”的崛起，一种旨在描述国家现实的知识形式——统计学诞生了。德语或英语中的“国家”（“Staat” or“state”）是统计学 （“Statisitk ” or“statistics”）这一名称的语源。一个国家的现实状况是这个国家的实力或治理水平的集中体现，其中首要的因素是人口，其数量、出生率、死亡率以及个人财富的多寡；其次是国家潜在的财源诸如森林、矿产以及流通财富的数量，贸易的平衡、税收和关税等等。[37] 以人口调查为核心的统计学最初被称为“政治算术”（Political Arithmetic）[38]，因为它关注于人口的空间或地理分布状况，又被布戎（Conrad Malte-Brun ,1755-1826)称之为“政治地理学”（La géographie politique），他认为“政治地理学”得以完善并以独立学科的面目出现是在1780-1783，尽管他把这门科学的渊源追溯到了16世纪早期。[39] 政治地理学、数学地理学以及自然地理学构成了地理学科的三个领域，这是当时通行的地理学分类方式。这位在“督政府时期”（1799）由于政治原因逃亡到巴黎的丹麦人有“帝国官方地理学家”之称，他还曾获得过“北方的爱国者”的雅号。[40] 在他看来，政治地理学依照政治划分的方式来考察大地，并探索这些政治划分与大地上所建立的其它市民社会之间的种种关系。换言之，地理学的政治领域是从空间角度入手对人类的道德和政治存在的研究。[41] 因此，研究地理学对于布戎来说，并非出自好奇心和满足“哲学”沉思的欲望，其地理学的三个领域是围绕国家及其财富和力量的增长而展开的。一个国家力量体现在下列诸因素：（1）土地及其产出，这是首要的，其次是（2）商业和制造业以及（3）人口数量、（4）军事力量和（5）对外关系。[42] 上述政治与社会关系综合作用的结果是，一个民族形成了自己特有的语言、宗教、风俗、政治法律制度、生活方式、家庭和社会组织、艺术、科学和文学，用一个词汇来表示，即“文明”，“所有这一切都会经历变化，达到某一等级，随着诸多因素之间产生的各种组合，它们必当无休止地改变人们所赋予某个民族的特征。”
布戎主张给予“文明”这个词汇一个“非常准确和非常严格”的意义，他说，“根据最有学识的地理学家的看法，我们将世界上所有为人所知的国家划分为‘野性民族’（les peuples sauvages）, ‘蛮族或半开化民族’（les peuples barbares ou demi-civilisés）和‘文明民族’（les peuples civilisés）”，[43]与上述三个文明等级相对应的民族特征分别为：
野性民族
无文字，打扮怪异，生性好动，从事耕种、捕鱼和狩猎活动
蛮族或半开化民族
有文字和文法、有外在的和仪式性的宗教、稳定的军事体系，有知识，但仅限于观察因而零散，艺术平庸、其政治仅限于临时的和无计划的防卫，没有进步于文明的最终目标
文明民族
知识上升为科学，文学艺术臻于美妙，有稳固和长久的立法、政治和战争体系、信仰宗教、摆脱了迷信，重道德修养，服从自然法和国际法，和平时愿以各国为友，战时尊重平民财产。[44]
与前一代和同时代的法国思想家如孟德斯鸠(1689-1755)、伏尔尼（comte de Volney, 1757-1820）、卡巴尼（Pierre Cabanis,1757-1808）不同，布戎是一位“书斋地理学家”（Géographe de cabine），并不注重实地观察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环境对人类的直接影响。在他看来，政治行为是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中介，“一个民族的基本特征是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与改变这些环境的政治制度之间相互作用产生的结果。”[45] 自然归根结蒂只是人类可以操控的装饰，其潜在的美丽和丰沃有待人类的努力加以实现。[46] 政治制度——对布戎来说就是国家——不仅能够提升一个民族的文明等级，而且能够改变人的生理构成。在对人类本身的研究方面，布戎接受了博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基本原则，即把人类视为自然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视为大自然孕育的一系列生命存在的一个环节，人类的生长和死亡遵循牛顿奠定的自然法则，但他同时认为，这些知识忽视了人类所特有的尊严、意志、力量和韧性，人类应当保留基督教神学所赋予其的神圣性和由之延伸开来的培根原则：“野兽只是生存在大地上，而人类生来就是支配它的”：与其它生物类别相比，大地上的所有人类构成了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崇高的种属或物种（genre ou espèse）。按照生物学的种属定义，人类之所以能够组成这个特殊的物种，原因在于（1）不同个体的结合能够使自身得以繁衍，如白人与黑人结合产生的混血儿“moulàtre”，以及白人与印地安人结合产生的混血儿“métis”，这些不同种族的结合产生了人类种属的同一性；（2）人类种属内部的变化，体形、面相、肤色、发质和头颅形状都是相对的。“我们不能忽视的是，一种朴素的生活、丰富的饮食、清洁的空气能够赋予一切有机物种以更加美观和庞大的形体。”虽然气候会造成人种之间的差异，但一个民族所能达到的文明程度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拉普兰人（les Lapons）和匈牙利人操同一种语言，但其形体和面相迥然，原因固然可以归于气候和各自的国家条件，但塔西陀笔下的日尔曼人，这些被视为欧洲的巴塔哥尼亚人（les
Patagons）人在已经文明化了的德意志荡然无存，而生活在开普敦殖民地的荷兰人则变成了巨人，同一种族或相距不远的人们在体质上也会存在巨大的差异。“激烈的性情，虚伪和矫饰，工作的艰苦或愉悦，勤劳和懒惰的习惯都会整体民族的面相上留下永恒的特征。”[47]黑人的皮肤在出生时应当是白的，肤色的变化缘于低等文明环境所导致的内分泌的紊乱，即使面对皮肤由白变黑需要耗费的时间远远超过了人类历史的长度此类质疑，布戎也不愿放弃这一观点，而是宁愿把需要对移民美洲的黑人进行长期观察以解决上述“难题”的任务交给后人。头发的质地更是与文明的程度相关，在欧洲的文明国家，由南向北，头发的色泽就会愈发明亮，而在被视为野蛮民族的非洲、亚洲和美洲可以看到，虽然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气候之下，但其发色同样缺乏光泽。这表明影响发质的因素除了气候之外，还有另外的原因。“头发的颜色随文明水平的高低变化而变化，或者人们更乐于说，它随着国家或民族的堕落而堕落。”[48]至于人种的第三个差异特征——头颅形状或者面相，布戎更是与“个人的道德特征”相关。一个人越是具有天才和激情，其大脑就越是具备比常人突出的丘脑和隆凸，而且许多国家都有刻意改变头颅形态、制造标志本民族特征的头形的风俗，因此，头颅的形状更多地取决于人工的手段。古希腊医生希波克里特所记述的“大头人”（les microcéphales），视大头为勇气的象征，他们设法用外力来矫正婴儿的
头颅形状。同样，人体的各个器官都会因为文化的原因而发生人为的改变，如耳朵、乳房、下肢、甚至生殖器官。[49] 基于对上述人种差异特征的了解，布戎采用了布鲁门巴赫（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1752-1840）著名的人种分类方法将世界上所有的人类划分为五个人种，但对布氏对五个人种的命名做了修正。（1）“高加索人”（Caucasienne）。布戎改称之为旧大陆（西亚、东北非洲、印度和欧洲）主要人种(variété central de l’anciene continent)，原因在于，没有任何历史证据表明高加索人的起源比旧大陆的上其它民族更早，也没有证据表明两者有着共同的起源地；（2）“鞑靼人”（tartare）[50]。布戎给它的新名称是“旧大陆的东方人”（variété oriental de l’anciene continent）。因为鞑靼人本身并不属于这个人种，而是生活在指恒河和Belour山脉以东的亚洲人、欧洲的拉普兰人和芬兰人；以及分布在白令海峡至格林兰海峡一带的美洲爱斯基摩人。（3）“美洲人”（variété américaine），这一名称没有变化，指除爱斯基摩人之外的美洲人。（4）“马来人”（malaie）。布戎认为这个名称过于武断，将其改为“海岛人种”（variété des terres océaniques）他们不仅包括马来人，而且还涵盖新西兰和马达加斯加等地区的人。（5）“黑人”（négre），这同样没有变化。[51]
1803年，布戎曾将人类划分为16个人种（1）北方极地人种；（2）芬兰人种或东北人种；（3）斯拉夫人种；（4）哥特-日尔曼人种；（5）西欧人种；（6）希腊或彼拉斯人种；（7）阿拉伯人种；（8）鞑靼和蒙古人种；（9）印度人种；（10）马来人种；（11）太平洋黑色人种；（12）大洋岛棕色人种 ；(13) 摩尔人种 ；(14)黑色人种 ；(15)东非人种 ；(16)美洲人种 。[52] 1832年，这位地理学家综合了布鲁门巴赫、杜梅里（André Marie Constant Duméri,l774-1860）、威莱（Julien-Joseph Virey,1775-1746）、文森特（Jean-Baptiste Bory de Saint-Vincent, 1778-1846）分类方法，并将其简化为三类，即（1）白色即高加索人种；（2）蒙古黄褐色人种；（3）黑色或埃塞俄比亚人种。[53] 尽管布戎认为地理学的任务仅限于对所有的地方及其居民进行详尽的描述和综合，[54] 但我们依然能够从其对同时代地理知识的再编码中获取其明显的理论取向：（1）布戎的民族学分类将解剖学和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的经典分类进一步空间化，即把各类人种同其生活的自然环境更为密切的结合起来，这当然是以其本人广博的地理学知识为前提的；（2）与其它的人类分类学家们不同，布戎是以文明等级的高低顺序来排定世界上各个不同的人种的。布鲁门巴赫的五类人种是依照各个人种生理结构的优劣排列的，它呈现出一种对称结构：位于中间的是高加索人，其下两侧外端的分别是蒙古人和埃塞俄比亚（黑）人，占据两侧内端的分别是美洲人和马来人，这种排列方法表明：高加索人退化两个极端——蒙古人和黑人，美洲是高加索人向蒙古人过渡的类型；马来人则是高加索人向黑人过渡的类型。[55] 布戎将鞑靼人或蒙古人提升到美洲人之前，这意味着中亚文明的等级应当高于美洲的印地安文明；（3）布戎在1810年之后采用布鲁门巴赫的“varietas”（品种）而非此前所用的“race”（种族）一词来表示“人种”，试图使五类人种之间的差别进一步相对化，从而强化了人类物种的“同一性”，布氏曾说“尽管存在着肤色、面相、体格的变化，但没有哪种变化不是潜移默化地与其它品种融合在一起的，由此而知，这些特征只是相对的，而差异只是程度上而已。”[56] 这是布鲁门巴赫从生理学角度为“人类的诸多品种为什么属于一个亦是同一个物种”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布戎接受布鲁门巴赫的这一人类“单一起源论”（monogénism）观念，并通过设立“文明”这一人类社会的最终目标再度维护了这一观念，“单一起源论”因此增添了用以对抗当时的“多元起源论”（Polygénism）的社会和政治论据[57]，而有关人类的“多元起源论”正是19、20世纪兴起科学种族主义话语的重要来源。
布鲁门巴赫的人种分类知识，在布戎这里首先被纳入到19世纪的自然地理学知识和实践当中，当他再度将人种分类知识纳入文明的话语实践当中之时，有关体质人类学的知识便溢出了自然地理学的范围，向着服务于治理，或者说“国家理性”的政治地理学挪移：既然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政治制度、文明状况能够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人的身体，那么人类便不再简单地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他们是有待国家治理的对象——人口。当研究对象由自然界的动植物转向人类之时，“自然地理学便一点点让位给了政治地理学。”[58] 1826年，朗格鲁瓦（Hyacinthe Langlois）按照新的编排方式出版一部地理学词典，包括布戎在内的众多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博物学家都参与了这部词典的撰写工作。这部《现代地理学词典》[59]将“天文学”和“数学地理学”这两个最初独立的门类划归自然地理学，后者与“政治-历史地理学”一起构成了地理学的两大领域。布戎的文明三阶段划分方式被这部词典所接纳，而且更重要的是，其“自然地理学”中的人种分类知识被移置到了“政治地理学”的框架当中。[60] 布戎自己的学生巴尔比（Adrien Balbi, 1782-1848）也在自己的著作《地理学大纲》（1833）中写进了文明的三阶段划分，尽管在文明意义的界定方面，后者更为复杂一些。[61]体质人类学知识不仅仅借此由解剖学和生理学跨越到了地理学，而且由地理学再度跨越到了刚刚诞生的“社会科学”领域。以布戎为例，我们看到，诞生于18世纪后期的人体解剖学和生理学知识借助于文明论的知识和话语实践不仅完成了“空间转向”成为体质人类学和民族学，而且也将经历一场“时间转向”，成为以进步为目标的西方文明史知识和实践的一部分。
只需看看德国生理学家布鲁门巴赫的人种分类和另一位生理学家、英裔法国人爱德华斯（William Frédéric Edwards,1777-1842）的民族学（ethnologie）实践，我们便可进一步了解上述过程。1775年面世的《论人类的自然差别》[62]
一书标志着体质人类学的诞生。在这部著作当中，布鲁门巴赫分别从肤色、发质、面相、头颅、耳朵、下肢等等方面，详细描述了各个民族人体的生理特征，并分别按照这些特征世界上人种进行了分类，并一一分析上造成上述生理差异的自然（气候）和人为（文化）原因。其中，有关头颅形状研究最能代表其研究方法：从人描述异族人物和风情的丰富文献入手[63]，采纳同时代的解剖学和生理学理论展开分析并建立各个人种的类型，最后再由其本人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街市”的实地观察予以验证。在布鲁门巴赫收藏的众多人类头颅标本中，冯·阿施男爵（Baron von Asch）赠送给他的一件格鲁吉亚女性的颅骨，印证了旅行家夏尔丹（Jean Chardin,1643-1713）在其《波斯游记》（Voyage du perse）中对格鲁吉亚女性之美的描述。[64] 于是，外型最为优美的、皮肤最为白晰的格鲁吉亚人获得了“高加索人”的名称，被布鲁门巴赫定为居中的“模范”人种，而其它四类人种皆为其“变种”。虽然布鲁门巴赫采用“变种”而非“种族”一词旨在强调人种的同一性，但它同时赋予了“高加索人”以规范性，其实，这个规范并不是生理学的，而是一个美学标准。这位“体质人类学之父”还收藏有五幅人头肖像，它们分别是蒙古人、美洲人、高加索人、马来人和非洲人的“典型头颅”（Müsterkopft），其原型均为脱离本土旅居欧洲的艺术家、外交家、学者和作家[65]，他们身上缺乏所属人种的代表性。[66] 最后，布鲁门巴赫将高加索人与其它四类人种之间的关系解释为人种的退化（Verartung），其原因在于气候和人为因素，这有待于进行解剖学和病理学的研究。地理学家布戎颠倒了上述人种退化的次序，于是，从黑人到白人这个次序成了人种进化的历史过程。布戎可以是19世纪法国最为博学的地理学家之一，困守书斋的他尽管创见不多，但他从事大量的地理学书籍撰写、编纂工作，如8卷本的《普通地理大纲》（1810-1829）等，在英语世界亦颇具影响。在布戎对18世纪初的所有地理学知识进行重新编排的过程中，体质人类学与文明论的知识和话语实践融合在一起。他是1821年成立的“巴黎地理学会”的创始会员和首任总秘书，其描述、综合和系统化的方法主导着这个学会的地理学研究[67]，包括巴尔比、温森特等一批杰出的地理家将出自其门下，以撰写《法兰西文明史》（1829-1832）而闻名于世的基佐曾任这个学会的主席（1837）。[68] 1839年，部分巴黎地理学会会员又加入了由新成立的“巴黎民族学会”（Société Ethnologique de Paris）。这个学会的首任主席爱德华斯最初从事自然环境对生理组织的研究。蒂理（Amédée Thierry,1797-1873）有关古代法兰克人对高卢人征服史的著作[69]，
启发爱德华斯开始深入研究各个民族（人种）经过漫长的历史而被保留下来的、可以进行逐一加以识别的特性，因为影响一个民族（人种）的因素除了气候之外，还有不同民族（人种）的融合，以及“文明的进步与堕落”，在他看来，问题并不在于对民族（人种）进行分类本身，而在于了解“构成人类的不同群体是否各自拥有可识别的特征，以及各个民族历史中形成的这些特征在何种程度上与这些民族在自然中的特征相互吻合。”换言之，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不仅要像博物学那样研究现存的各个民族特征，而且还要在“历史的时间”中来确定它们。[70] 这就是巴黎民族学会所倡导的民族学研究方法：它不仅包括对一个人种“生理组织”和“智力和道德”的研究，而且也包括对语言和历史传统的研究。[71]爱德华斯是出生在英殖民地牙买加的英人，他最初接受教育的地方是伦敦郊区哈克恩的新学院（New College at Hackney），因此他熟悉当时已经成名的普里夏德（James Cowles Prichard,1848-1886）著作。正是与这位出身生理学的英国民族学家的学术交往使成了爱德华斯在法国建立民族学会的动议。但是，爱德华斯随后的研究越来越倾向于认定民族特征的恒定性，成了一个伏尔泰、阿克多斯和阿卡西斯（Louis Agassiz,1801-1873）一线的“多元（中心）起源论”者，而普里夏德则是与地理学家布戎一站在一起，维护布鲁门巴赫“单一起源论”的民族学家。“温度适宜的气候比酷热难耐的气候相比看似更容易引发人类产生变种，但气候并不足以解释人种的显著变化，文明同是拥有更为广泛的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状态及等级不仅仅能够改变气候，而且还能够进一步改变血液和肤色。[72] 直到去世之前，这位民族学家相坚信“在低等的部落中，文明比驯化更能够产生改变人种状况的力量。”[73]
本文原刊《外国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感谢作者授权刊发。
作者简介
梁展，先后在陕西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瑞士洛桑大学哲学系学习文学和哲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西思想史、文化与文学史研究，代表作有：《颠覆与生存：德国思想与鲁迅早期的自我观念》（专著，2007）、《隐蔽的结构——布尔迪厄对福楼拜〈情感教育的阅读〉》（2007）、《让大地成为大地——海德格尔的自然追问与艺术的本质》（2009）、《海德格尔：知识的本质与德意志民族的未来》（2009）、《从地理人种学到文化人种学——海克尔种族等级观念的形成》（2012）、《制造‘现实’——西方近代文学的科学谱系》（2013）、《政治地理学、人种学与大同世界的构想：围绕康有为〈大同书〉的文明论知识谱系》（2014）、《帝国的想象——卡夫卡<中国长城修建时>中的政治话语》（2015）、《世界主义、种族革命与<共产党宣言>中译文的诞生》（2016）、《反叛的幽灵——马克思、本雅明与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2017）等，翻译有《牛津西方哲学史·第三卷》（2012）、《历史的天使：肖勒姆、本雅明和罗森茨威格》（2017）等，编有《全球化话语》（2002）。
注 释
[1] 对“文明”概念的西方近代起源、历史语境及其造成的政治、法律后果的描述，可参考Brett Bowden，The Empire of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mperial Ide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icago and London,2009.
[2] 有关19世纪和20世纪初“文明的标准”如何成为国际法理据的全面研究首推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London, 1984.有关战后及冷战过程中“文明的标准”在国际法上的回归，可参考，David P. Fidler, “The Return of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Spring 2001;2.1.和刘禾的近期论文“The Discourse on Civil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Law”。
[3] 19世纪以来，此类的文明史著作可谓比比皆是，其中最有影响的莫过于巴克尔的《英格兰文明史》（Henry Thomas Buckl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England, 2 vol., London : J. W. Parker & Son1857-1861）、基佐的《法兰西文明史》（François Guizot, Histoire de la Civilisation en France, Paris: Dider,1829-32, 5 vol.）以及杜兰的《文明史》（Will Duran, The Story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1935-1975,11vols.）
[4] Cf. Michel Foucault, « Sur l’archélogie des Sciences. Reponse au Cercle d’épistémologie » , Dits et Ecrits, ed.par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vol. 1, Paris : Gallimard, 2001, pp.724 -759.
[5] Michel Foucault, ‘Dialogue sur le Pouvoir’, Dits et Ecrits, ed.par Daniel Defert et François Ewald, vol.2, Paris : Gallimard, 2001, pp.724 -759.
[6] “Civilis(z)ation” 最早出现在法语文献当中，费伏尔推测其时间不早于1766年,即布朗热（feu M. Boulanger）撰写《古代社会风俗》（Antiquité devoilée pas ses usages , Amsterdam：Rey, 1766, Tome 3）之时；邦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 1902-1976）和让·斯塔罗宾斯基（Jean Starobinski, 1920-）主张它最早出现在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米拉波侯爵（Victor Riqueti de Mirabeau，1715-1789）的著作《男人之友，或论人口》（L’Ami des hommes, ou Traité de la Population, Hambourg : Chretien Hérold, 1756-1762, 6 vol.），The Empire of Civilization: The Evolution of an Imperial Idea,pp. 27-28.
[7] 比较一下比较语言学家邦维尼斯特和费伏尔（待补充）。
[8] Lucien Febvre , « Civilisation: Evolution d’un mot et d’un group d’ idées », Civilisation: le mot et l’idée, Première semain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 Deuxième fascicule, Paris: la Renaissance du livre, 1930, p.30.
[9] Ibid., p.31.
[10] 康德、黑格尔、孔德和韦伯。
[11] Pierre Wagner (dir.), Les Philosophes et la Science, Paris : Gallimard,2002, p.950.
[12] Gaston Bachlard, Le Rationalism Appliqué, 3ième Edtion, Paris : Presss Universitaires de Paris, 1966, pp.119-169.
[13] 转引自Pierre Wagner (dir.), Les Philosophes et la Science, p.950.
[14] Michel Foucault, « La Guvermentalité », Dits et Ecrits, vol.2,Paris : Gallimard,2001, pp.643-644.
[15] Ibid., p.655.
[16] Michel Foucault, « Sécurité, Territoire et population », Dits et Ecrits, vol.2,p.721.
[17]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 ed. by Michel Senellart,engl.trans.by G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Limited, 2009,p.259.
[18] Ibid., p.417.
[19]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 ed. by Michel Senellart,engl.trans.by Gaham Burchell, Palgrave: Macmillan Limited, 2009,p.420.
[20] Ibid., p.87.
[21] Ibid., pp.98-103.
[22] Michel Foucault, « La Guvermentalité », Dits et Ecrits, vol.2,Paris : Gallimard,2001, p.650.
[23] Ibid., p.652.
[24] Ibid., pp.105-106.
[25] Ibid.,p.109.
[26] Joseph François Lafitau, Moeurs des sauvages ameriquains comparées aux moeurs des premiers temps ,1-4 vols., Paris ,1724.
[27] Gudrun Bucher, "Von Beschreibung der Sitten und Gebräuche der Völker": die Instruktionen Gerhard Friedrich Müllers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ie Geschichte der Ethnologie und der Geschichtswissenschaft , Frankfurt a. Main : Franz Steiner Verlag, 2002,s.201.
[28] 关于知识的学科化亦即规训（disiplinarisation）, cf. Michel Foucault, « Il faut défendre la société» , Coursau Collège de France .1976, Paris : Gallimard, 1997,pp.161-165.
[29] Adami Franc. Kollarii, Historiae iurisque publici regni Ungariae aemonitates,Vindobonae, typis a Baumeisterianis, 1783, p.80.
[30] Alexandre-André-César Chavannes, Essai sur l'éducation intellectuelle: avec le projet d'une science nouvelle, Lausonne : 1787, p.253.
[31] Ibid.pp.98-103.
[32] Alexandre-André-César Chavannes, Anthropologie ou science générale de l'homme: pour servir d'introduction à l'étude de la philosophie et des langues, et de guide dans le plan d'éducation intellectuelle, Lausanne :1788, p.98-99.
[33] 意大利犯罪学和统计学家Alfredo Niceforo语，转引自Lucien Febvre , « Civilisation: Evolution d’un mot et d’un group d’ idées », Civilisation: le mot et l’idée, Première semaine international de synthèse, Deuxième fascicule, p.12.
[34] John Stuart Mill, Essays on Politics and Society, Collected Works of John Stuart Mill, ed. by J.M. Robson, Toronto and Buffal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77, pp.120-121.
[35] Ibid. p.123.
[36] Gerrit W. Gong, The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larendon Press: London, 1984, pp.14-15.
[37]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7-1978 ,p.354.
[38] 尽管户籍管理作为重要的治国术自古有之，但建立在大规模的人口调查、计算工作基础上的科学统计学则诞生在西方近代社会。17世纪中期，查理二世和英国政府官员为了应对鼠疫，命John Graunt，William Pretty统计了伦敦地区的年度出生率、死亡率和疾病状况，见Collection of Yearly Bills of Mortality, from 1657 to 1758 Inclusive,London, 1759; 1741年，德国人Johann Peter Süßmilch (1707-1767) 进行了类似的工作，见 Die Göttliche Ordnung in den Veränderungen des menschlichen Geschlechts, aus der Geburt, dem Tode und der Fortpflanzung desselben erwiesen, Berlin: 1741; 法国人也在相同时期开始计算人的寿命，见Antoine Deparcieux , Essai sur les probabilités de la durée de la vie humaine,Paris: 1746.
[39] Conrad Malte-Brun, « Précis chronologqiue des progrès de la géographie chez les nations européennes », Edme Mentelle et al.,Géographie mathématique,physique et politique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Paris : 1803.p.73.
[40] Broc Numa, « Un bicentenaire: Malte-Brun (1775-1975), Annale de Géographie, Année 1975, Vol.84.No.466,p.715.
[41] 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 p.575.
[42] Ibid.pp.601-606.
[43] Conrad Malte-Brun,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la géographie, 1 partie, ed. par Larenaudière et al., Bruxelles : J.P.Melinn, 1832,p.182.
[44] 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Paris: Fr.Buisson, 1810, pp.609-610. 布戎的这段有关民族分类的文字完全抄录了英国地理学家Th.Adams (？-？)的《普通地理学的历史政治导论》（Introduction historico-politique à la géographie universelle）中的相关文字，该文刊于由布戎和他的导师Edma Mentelle主编、由布戎以及其它多个国家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博物学家、旅行家集体撰写的多卷本《数学、自然和政治地理学》一书（见注释39），不同之处是，布戎把其中的第二个阶段改为“蛮族或半开化民族”，而不是Adams的“蛮族或半野性民族”（les barbares ou demi-sauvages），见上书p.150. 布戎文中的“最有学识的地理学家”显然是指这个Adams，由于布戎在其随后的通俗地理学著作当中不断地重出这一分类方法，而且当时或之后的许多地理学词典、全科全书（下文将会提到）和教科书（例如，S.Griswold Goodsmith, A System of School Geography: Chiefly Derived from Malte-Brun, 11ed., Hartford: F.J.Huntington,1836）多采用之，因此人们通常误以为是这一分类方法是由他首先提出的。尽管“野人、蛮人、开化人”的说法古已有之，但是直到18世纪，西方人才逐步将其作为划分人种或民族的标准，如伏尔泰和亚当·斯密等，Adams和布戎应是从科学角度最先赋予其严格意义的人。本文之所以在此提出这一民族分类法，旨在强调布戎将其纳入到“政治地理学”中的认识论意义。
[45] 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Paris: Fr.Buisson, 1810, p.610.
[46] Godlewska Anne, « L’influence d’un homme sur la géographie français : Conrad Malte-Brun (1775-1826), Annales de Géographie.1991, t.100.No.558.p.200. 因此，Anne认为布戎仅限于描述自然环境，放弃了对人类、社会和自然三者关系的比较、分析和批判工作，从而阻碍了地理学从自然科学中独立出来，成为一门“纯粹的”社会科学学科的“现代化”进程。笔者以为，布戎的这一理论姿态恰恰凸显了当时的地理学意识形态由“环境决定论”向“文明论”转变的迹象，见下文。
[47] 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Paris: Fr.Buisson, 1810, p.547.
[48] Ibid.p.548.
[49] Ibid.pp.592ff.
[50] 布鲁门巴赫称之为“蒙古人”（variétés de Mongel），布戎所引布氏人种分类学著作的法译本也作如是译法，但不知何故他把布氏的“蒙古人”改成了“鞑靼人”，见Blumenbach, De l’unité du genre human et de ses variétés, traduit du Latin, par Fédr. Chardel, Paris: Allut, 1806,p.283.
[51] 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Paris: Fr.Buisson, 1810, p.554.
[52] Edme Mentelle et al.,Géographie mathématique,physique et politique de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Paris : 1803.pp.540-554.
[53] Conrad Malte-Brun, Traité élémentaire de la géographie, 1 partie, ed. par Larenaudière et al., Bruxelles : J.P.Melinn, 1832,p.157. 上述三分法实际上并非布戎首创，它来自德国博物学家林克（Heinrich Friedrich Link,1767-1851）。
[54] Cf. Godlewska Anne, « L’influence d’un homme sur la géographie français : Conrad Malte-Brun (1775-1826), Annales de Géographie.1991, t.100.No.558.pp.193-196.
[55]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De generis humani varitate native, 3ed.Göttingen: Vandenhoek et Ruprecht, 1795,p.286.
[56]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Über die natürlischen Verschiedenheiten im Menschengeschlechte, Leibzig: Breitkopf u. Härtel, 1798, S. 203
[57]在谈及白人与黑人的共同起源时，布戎以嘲讽的口吻提到了“某位哲学家”，后者曾经说过“我相信，白人和黑人最初是由不同肤色的夫妇结合所生”，见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Paris: Fr.Buisson, 1810, p.548.这位“哲学家”就是首先从科学角度提出“多元起源论”的海军医生阿克金斯（John Atkins ,1685–1757)，他的话出自其A Voyage to Guinea, Brasil and West-Indies, in H.M. Ships the Swallow and Weymouth, London, 1723,p.39.
[58] Conrad Malte-Brun, Précis de la geographie unverselle, T.2., Paris: Fr.Buisson, 1810, p.575.
[59] Hyacinthe Langlois (réd.), Dictionnarie classique et universel de géogrphie morderne, Paris : Hyacinthe Langlois, 1826, p.ii. 这个机构从18世纪末就开始翻译出版英国人William Guthrie的A Geographical, Historical, and Commercial Grammar,London,1771-. 这部融会当时所有地理学知识的资料集，无论是英文原著，还是其法文译本后来经过数次修订和再版，在欧洲影响非常之广泛。从1826年起，Langlois开始亲自编纂这部地理学词典，不再依赖翻译，这表明法国地理学经过布戎一代的地理学家的努力已经不再落后于英法。
[60] Ibid.p.cxxxvij.
[61] Adrien Balbi, Abrégé de la géographie, Paris, 1833, pp.52-53.
[62] 这本著作首先是作为博士论文面世，1776年重印出版，1781年第二版，我们看到的版本是该书的第三版，与第一版相比“几乎是一部新著”，参看，The anthropological treaties of Johanne Friedrich Blumenbach, trans.&ed. by Thomas Bendyshe, London : Longman, 1865,pp.vii-viii.
[63] 在撰写博士论文之前，布鲁门予赫曾经与哥廷根大学的一位非常博学的教授过从甚密，从这位教授那里阅读了大量的历史、地理、哲学和游记作品；他还游说大学出资购买了导师的生物标本并建立了一个博物馆，参看，M.Flourens, Elogé historique de Jean-Frédéric Blumenbach, paris, 1847, p.5.
[64] 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 Abbildungen natürlichen Gegentstände, Göttingen, 1810, No.51.
[65] Ibid. No.1,2,3,4,5.
[66] Sara Eigen, “Self, Race, and Species: J. F. Blumenbach’s Atlas Experiment”, The German Quarterly 78.3 (Summer 2005), pp.277-298.
[67]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T.1,Paris ,1822, pp.47-49.
[68] « Séances du 21 April 1837 », Bulletin de la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T.7, Paris ,1838, p276.
[69] Amédée Thierry, Histoire des Gaulois , vol.1-4, Paris,1828-1845.
[70] William Frédéric Edwards,Des caractères physiologiques des races humaines considérés dans leurs rapports avec l'histoire,Paris,1829,pp.4-5.
[71] « Statuts de la Société »,Mémoire de la Société Ethnologique, T.1, Paris, 1842,p.iii.
[72] James Cowles Prichard, Researches into the physical history of man, vol.1, London, 1813, p.232.
[73] James Cowles Prichard, The Natural History of Man: Comprising Inquiries Into the Modifying Influence of Physical and Moral Agencies on the Different Tribes of the Human Family, vol.1,London, 1843,p.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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